，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是做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理论研究;

  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地区的现代化面临着内生要素供给不足、外部资源难以引进的困境。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为后发地区获取外部资源创造机遇。然而，依据市场规律，要素资源总是从收益率低的地区向收益率高的地区流动，由此产生后发地区更难吸引到发展要素的困境。克服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将发展经济学中的梯度推移理论和发展极理论结合起来，在培育和建设后发地区城市发展极的同时，促进其毗邻的先发和后发地区形成一体化经济，在此基础上将现代化要素向周边后发地区辐射扩散，逐步形成现代化的“燎原之势”。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显著，各地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存在比较大差异，长期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地域间的显著差异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在所有地区同步实现，需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瓶颈和短板在后发地区，怎么来实现后发地区的现代化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谋划和全面部署，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区域联动发展新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破除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1]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后发地区是机遇，也是挑战。后发地区需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增强自身在统一大市场中获取要素的能力。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大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存在很明显的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水平的差距，客观存在先发和后发地区。现在无论是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地区都已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而且依照国家确定的现代化目标，到2035年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必然也包括后发地区在内，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目前还是现代化洼地的后发地区要实现现代化的跨越。后发地区要实现现代化的跨越绝非易事，最简单的比较就是人均GDP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23年全国人均GDP为89358元。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人均GDP超过20万元的只有北京；处在10万元级的分别为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天津、广东、内蒙古；处在9万元级的分别为湖北、重庆、山东；处在8万级的有陕西；处在7万元级的分别为安徽、湖南、新疆、山西、海南、宁夏、辽宁、四川、江西；处在6万元级的依次为西藏、云南、青海；处在5万元级的依次为河南、河北、吉林、贵州、广西、黑龙江；处在4万元级的为甘肃。①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间的人均GDP差距甚至能够说是发展阶段的差距说明，一方面要满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要求对一些后发地区来说压力颇大；另一方面人均GDP的发展水平会极度影响现代化进程的方方面面。根据短边原理，后发地区实现现代化跨越将会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

  在大国经济中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是相对的概念，即使是发达地区也存在后发地区，后发地区也存在相对发达的地区。现在的后发地区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脱贫的地区，这些地区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实际上都存在不同的困境，对此不一样的地区都有最为突出的概括，有的是“资源诅咒说”,有的是“农业地区说”,有的是“环境恶劣说”,有的是“交通闭塞说”,有的是“远离中心说”,有的是“观念落后说”。这些概括大致反映了相应的后发地区的现状，但不能就此放慢现代化的进程，关键是寻求推进现代化的新动能。

  不可否认，自然条件对区域发展差异有重要影响，自然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两方面。两者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大多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禀赋决定所在地区的产业选择，比如有些地区是矿产、能源和原材料的主要地区，而有些地区则是农业地区；二是自然环境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进而会影响当地社会和文化发展，而后发地区大多具有环境生态的优势；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不一样的区域的人口密度关系紧密：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经济发达，反之则经济欠发达。马克思曾以人口密度来区分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他指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2]原因是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分工发达，发展机会多。依据人口密度标出的著名的“胡焕庸线”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分界线。

  随着经济、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再加上对外开放，自然条件禀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小，而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水平则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对后发地区来说，要跟上先发地区现代化的步伐，不是简单地放弃由资源禀赋决定的产业优势，但必须为培育竞争优势而寻求发展的新动能。后发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重大的发展阶段的跨越，只是靠自身的内源，现代化的动能明显不足。而后发地区又都会存在内生资源和动力缺乏的问题，包括缺乏创新源、科教落后、人才缺乏，不仅缺企业家，也缺科学技术人才，本地人才不足且外流严重，外地创新人才又难以引进。[3]

  区域发展所需的资金有内部来源和外部流入两个渠道：就其内部来源来说，主要是其自身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资金支持；就外部流入来说，无论是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地区都需要外来资本的进入。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经济活跃、开放度高、增长率高、法制健全、安全性强的地区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更强；反之，经济发展滞后、营商环境不好的地区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则很弱。后发地区资本供给不足同自身的内生能力不够相关，GDP水平不高的地区资本积累能力也弱。

  我国目前存在的地区间差距其实就是发展要素地区间配置的不均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克服这种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所谓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4]其关键是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乍看起来，这种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后发地区来说是个机会，后发地区可以在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中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要素。但是，依据市场规律，要素的流向是由市场导向的，进一步说是由要素收益率导向的。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实中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也充分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要素是靠资本粘合、推动的，资本集聚水映一个地区集聚发展要素的能力。资本包括国资、民资和外资。不一样的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大致反映其集聚资本从而集聚发展要素的规模，截至2024年11月20日，中国境内共有上市公司5368家，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上市公司超过400家的有5个省，包括广东(873家)、浙江(711家)、江苏(693家)、北京(469家)、上海(441家),都在东部地区；低于60家的有12个省，包括吉林(49家)、广西(41家)、山西(41家)、云南(41家)、黑龙江(40家)、贵州(35家)、甘肃(34家)、海南(28家)、内蒙古(26家)、西藏(22家)、宁夏(16家)、青海(10家)。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后发地区来说，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如果不存在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干预，“孔雀东南飞”的状况会更明显，地区间的差距会促进扩大，这也可以说是后发地区的统一大市场困境。

  虽然强调后发地区现代化更多需要外源，但外源还要通过内源起作用。实际上发达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外源，由于其集聚经济能力强，企业积累能力强，地方财政收入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强，产业供应链齐全，因此其吸引外源发展要素能力强。而在后发地区，这些内源要素严重缺乏，因此缺少吸引外源发展要素的能力，甚至自身一些高端产业及人才也可能被吸走。因此，在统一大市场中，要素流通越是畅通，要素越是容易流向发达地区。这种状况不改变，后发地区难以从统一大市场中获取现代化的发展要素，就无法搭上现代化的列车。因此，对后发地区现代化路径的分析不能停留在获取外源的转移支付等政策性途径上，这种路径所得到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下，后发地区需要寻求在统一大市场中有效并可持续地获取发展要素的机制。这种机制存在于市场中，就是下文将要分析的在新型城市化中培育并放大发展极效应的作用。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要素往哪里流?往城市流。发展经济学指出，区域经济有中心和外围，区域发展的中心即发展极。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发展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5]起这种发展极作用的是城市，佩鲁把城市看作地区经济的发展极，城市如果足够强大，还会改变它所在的国民经济的全部结构。作为人力、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中心，它促进了其他资源集中和积累中心的产生。正因为城市对区域发展具有增长极作用，区域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的城市数量、城市规模和城市功能。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市场中心，是商品、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资源的集聚地，也是带动区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极。该区域的城市数量越多、城市规模越大、城市的发展极功能越强，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越高，其现代化水平也就越高。现阶段我国地区差距可以用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差距来说明，也就是说，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同其城市多少相关，还与其城市功能的强弱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多、城市大、城市功能强，因此集聚经济发展要素的能力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少、城市小、城市功能弱，因此集聚经济发展要素的能力弱。这可以从我国大中小城市的区域分布得到说明。

  从发展极角度定义城市，城市即集聚经济，包括：城市集聚各类市场(即各类市场集聚之城),集聚人口，集聚经济发展要素，集聚每个时期的主导产业。因此，城市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农民进城或者说城市人口占比的增加，而是指经济集聚化，从而成为一个地区的发展极。现代化的地区协调，关键是增强后发地区吸引外部资本的能力，包括吸引人才、企业家、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资本流向和人才流向是一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到哪里集聚?答案自然是到城市集聚。现代资本和人力都是流向城市，现代城市反映一个地区经济能量的集聚程度。由产业聚集而形成的聚集力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外部经济效益，公司和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外资的集聚程度、市场和信息的集聚程度都是经济集聚程度的表现。按此定义，后发地区就可以找到在统一大市场中增强获取要素能力的突破口。建设具有较强集聚功能的城市是在统一大市场中获取要素的可持续的内生机制。

  区域发展极建设靠的是城市化形成较强集聚要素能力的城市。世界银行报告指出，“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没有朝气蓬勃的城市，任何国家都不能跨入高收入国家之列”[6]24。我国已有的城市化基本上指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镇),以城镇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在2023年已达66.16%,而发达地区大都超过了75%。城镇化率达到这个水平后，城市化就不只是转移人口城市化，更需要强化城市功能，推进城市现代化。从城市化实践看，已有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先发地区的城市化，后发地区由于当地无城或少城可化，其农民工大量流向先发地区。1935年提出的著名的“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表明：在此线%的人口；在此线%的土地上仅生活着全国4%的人口。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南、西北两个地区的人口比例是94.2∶5.8;至2020年，东南和西北地区的常住人口比例为93.5∶6.5。[7]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城镇化率已经如此之高，东南和西北地区之间人口密度占比变化却非常小，这说明后发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严重落后。人口密度是城市化的直接反映，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经济发达，反之则经济欠发达。显然，在当前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城市化对后发地区尤其重要，但其内涵不再是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发达地区，而是本地区通过城市化建设发展极，依托真正达到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吸引外出的农民工回流参与本地城市的建设。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发地区的城市化如何推进?区域发展极如何建设?关键是要增加现代城市和城市要素的供给。对后发地区来说，增加城市供给有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培育和发展过程，需要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县城及中心城镇，使之城市化，达到城市标准。基于后发地区城市化所处环境的难度，增加城市要素供给的途径，可以根据《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重塑经济地理的思路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提高密度，实现经济集聚；二是缩短距离，降低运输成本；三是减少分割，建设统一市场。[6]36,37

  首先是提高经济密度即集聚经济。城市顾名思义就是市场中心，因此需要集聚各类市场，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要素市场，尤其是后者。市场中心的形成基础是产城融合发展，区域范围内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不可能形成市场中心。后发地区一般都没有完成工业化过程，补上工业化的课是必要的。但其工业化一开始就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本地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专精特新产业，在本地形成特色市场，依托开发强度低的青山绿水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市场。城市内集聚更多的产业是服务业，促进金融、贸易、信息、服务等与现代市场建设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在中心城区集聚。服务业首先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直接为专精特新产业服务的产业。消费型服务业也很重要，其关键是集聚人气，没有人气和烟火气成不了城。除了以文旅项目吸引外地游客外，更为重要的是增加城市户籍人口，其必要途径：一是区域内城市要相对集中，不能过于分散，城市分散就聚不了人气；二是放开城市入籍条件，鼓励周边居民进城购房置业，特别要吸引区域内外各类企业总部进入城市，从而带来企业家和客商。这样，城市的单位面积中集聚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如人口和产业)及相应的经济产出，就能产生集聚和吸引发展要素的内在引力。

  其次是缩短距离。距离不仅是指产品进入市场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要素流动的距离。对后发地区来说所要缩短的距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地区城市与先发地区中心城市的距离；二是后发地区内已经和正在成为发展极的城市与其外围的距离。一般说来，缩短区域内城市与外围的时间距离相对来说，还是好解决的，关键是缩短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的时间距离。长期以来，后发地区同先发地区的中心城市不仅物理空间距离远，而且由于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被交通边缘化，因此时间距离也远，难以从发展中心吸引发展要素。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曾经以江苏、甘肃与全国经济发展中心上海的距离比较。江苏紧靠上海，甘肃远离上海，因此甘肃经济严重落后于江苏。我国近年来由于高铁高速公路发展迅速，大大缩短了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时间距离，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进一步的问题是，根据发展经济学中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间的时间距离缩短后，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先发地区更便于虹吸后发地区的发展要素；另一种是加大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的扩散效应。后发地区加大城市化力度，增强自身吸引发展要素的能力可能会加大先发地区的扩散效应。但在其城市功能还不够强大时，这种扩散作用还很有限，一定要通过减少地区分割、协同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发展来解决。

  最后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后发地区城市化相对滞后，其在当地建设现代城市的难度较大。数字经济时代为后发地区建设现代城市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就其市场建设来说，网络直播和互联网平台商户替代实体店进入大市场，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互联互通从全国和世界获取商品和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包括数据要素的统一大市场，依托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数据要素的运用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大幅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缩减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同时增强其获取各类发展要素的能力。因此，后发地区的现代城市建设不是过去的大拆大建，而是着力发展数字

  中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有很多地区属于后发地区，这些地区远离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这些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到2035年一起基本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个难题。如何破此难题?可以将发展经济学中的梯度推移理论和发展极理论结合起来寻求破解之道。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在先发地区，而且在众多的后发地区也建立了多个中心城市，如西部地区的重庆、成都，中部地区的武汉、长沙、郑州、合肥，东北地区的大连、沈阳、长春等。在城市化建设中，后发地区也会星星点点涌现一批新兴的中心城市，这些中心城市就成为区域发展极。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梯度推移，即这些中心城市的现代化要素向毗邻的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一体化经济，在此基础上再向周边推移，由此形成现代化的“燎原之势”,这可以说是成本低、见效快的区域现代化之路。

  先发和后发的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思想最早是《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当今世界提升区域发展水平、克服地区差异的重要趋势是重塑经济地理，其重要路径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形成具有内在经济联系并相互促进的经济板块，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我国正在实施的诸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可以说是国家层面推进的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战略。而且每一个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都包括先发和后发地区，是大空间范围的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其效果非常明显。

  本研究特别关注毗邻的属于不同行政区的先发和后发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问题，原因是我们的研究发现，现实中每个区域都已成长起若干个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心(中心城市),而毗邻的属于不同行政区的先发和后发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的“低洼”地区，尤其是后发地区与毗邻的先发地区差距更大，因此，推进后发地区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毗邻的属于不同行政区的先发和后发地区率先推进经济一体化。在后发地区的城市发展极功能尚未健全，集聚要素能力依然有限的情况下，利用先发地区的发展极功能，促进毗邻的先发地区的发展要素扩展到后发地区，在发展水平一体化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板块，可以弥补后发地区集聚要素能力的不足。而先发和后发毗邻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是突破各区域市场行政边界分割，形成衔接、融合、贯通各区域市场的现代化经济板块的突破口。现代化经济板块的形成既是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载体，也是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这种新的经济板块形成后，将促进新形成的发展极把发展要素进一步向周边扩散，这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后发地区现代化的路径。

  属于不同行政区的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经济差距很大程度上与长期的行政和市场分割相关。行政区经济分割市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地方政府为政一方，有造福一方百姓的属地责任，潜意识里就存在着维护行政区内经济利益而排斥行政区外的意识；二是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使然，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机制，激励着地方政府更加关注本辖区内的经济发展；三是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下，地方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高度关联，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方面具有极大积极性，但同时也会强化地方利益和地方保护观念，造成严重的地方保护和国内市场分割，为了最大化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倾向于限制本地资源流出和外地产品流入，以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壁垒保护本地企业，甚至不惜“以邻为壑”,[8]其后果是毗邻的不同地区经济差距显著。比如，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的江苏徐州、山东菏泽、安徽宿州、河南商丘四个地级市，2023年的人均GDP分别为93227元、51699元、43387元、40403元，③这四个地区的地理位置毗邻，自然环境地理相似，但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发展差距，主要原因是四个地级市分属不同的省级行政区划，而各省有着不同的发展政策及相关体制，从而导致各地市区域市场的分割。实践中，毗邻的先发地区不仅没有产生对后发地区的扩散效应，而且还会虹吸后发地区的发展要素，致使毗邻的后发地区的发展能力进一步被削弱。这种市场分割实际上也会反噬毗邻的先发地区，我们的研究发现，处于同一行政区的毗邻地区发展水平相对平衡，如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地市2023年的人均GDP分别以19.06万元、20.63万元、18.84万元位列全省前三位。④而在毗邻不同行政区的后发地区交界的地区，在其同一行政区内也是相对后发的地区，如毗邻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江苏徐州、宿迁两市，2023年人均GDP排名位于江苏十三市的第11位之后。显然，毗邻的先发和后发地区打破市场的行政性分割，促进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对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地区都是实现区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例如，淮海经济区，包括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宿迁，安徽的宿州、淮北，河南的商丘，山东的枣庄、济宁、临沂、菏泽等10个城市，可以通过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深化合作、协同发展，推动经济一体化。

  之所以要强调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是由于地理位置对于经济生产活动极其重要。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毗邻，会形成中心和外围之间相互支撑的关系。先发地区作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因为“繁荣带来密集化，引起经济活动外溢，这种外溢仅仅流向繁荣地区的周边地区”[6]1,2。但是由于地区分割，在周边地区得不到其繁荣外溢的同时，中心又得不到毗邻外围地区的支撑，其中心地位也会衰减。毗邻的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两地一体化后，彼此间的制度易成本和竞争费用便可大大降低。[9]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是在打破行政和市场分割基础上的彰显优势、协调联动。就彰显优势来说，无论是毗邻的先发地区还是后发地区都有发展的优势，毗邻的先发地区城市具有身处发达地区的优势，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中具有较强的集聚经济能力，其劣势在于集聚经济的空间有限，空间开发强度接近极限，环境生态压力较大；而在后发地区虽然集聚经济能力弱，但有发展空间的优势，土地开发的强度较低。两者经济一体化，优势得到互补，先发地区集聚的发展要素可以无障碍地布局在毗邻的后发地区，不仅能带动后发地区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强先发地区的中心地位。协调联动是毗邻的先发和后发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毗邻地区一体联动包括产业一体化布局和市场一体化建设两个方面。

  一方面，产业一体化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毗邻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产业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涉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包括在毗邻地区一体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区域内一体化布局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互促进和转化，再加上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布局，形成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具体表现为，先发地区把新项目(主要是制造业项目)落到后发地区，把企业建在后发地区，把产业链延伸到后发地区，形成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实现产业一体化，基础是创新一体化。高新技术的研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在空间上可以分开，先发地区科创中心的创新成果到后发地区产业化，与此相应，毗邻地区可以共建一体化的各类科技园、产业园区。通过协同发展，强化毗邻地区的产业协作、技术合作、人才交流、资金融通，从而为后发地区的现代产业建设赋能。

  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建设。后发地区之所以集聚经济能力弱，根本原因是其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获取发展要素的能力弱。提高后发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实现毗邻地区市场化水平一体化就成为毗邻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可靠保障。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推动毗邻地区市场一体化的主体。毗邻地区各类市场相互开放，各类要素都进入市场，企业带动各类要素在地区和部门间自由流动，能有效打破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分割和垄断。针对目前的市场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需要推进毗邻地区市场一体化改革，最为突出的改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准入一体化。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要求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各类企业不受行政性限制，自由进入毗邻地区，享受同等的准入待遇，各类生产要素都能自由进入或者退出市场。二是人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力就业不受户籍制度限制，流动人口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尤其是毗邻地区要以统一的政策吸引高端管理和科技人才，包括允许其居住在毗邻的先发地区，工作在毗邻的后发地区，弥补后发地区吸引人才能力不足的短板。三是资本市场一体化。资本作为必要的生产要素，各种生产要素都是被资本黏合或者并入生产过程的，为了促进资本流向后发地区，需要资本市场包括金融机构在毗邻地区进行一体化布局，增加毗邻的后发地区的金融需求和供给，鼓励毗邻地区企业股份合作并一体上市。四是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高标准联通的市场设施是跨区域市场间协调配合的必要条件，是区域协调联动的重要基础，高效的市场联通要求各类市场联通对接，促进交换过程各环节的便利畅通，扩大交换规模、频率与范围。毗邻的先发和后发地区经济和市场一体化关键在于推进重点领域的基础性改革和建设。

  首先，需要推进政府治理改革。政府治理改革涉及政府职能、财政体制、官员晋升考核机制等方面的改革，消除毗邻地区间不合理的差异性政策，突出表现在：一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在重视GDP(地区生产总值)的同时也要关注GNP(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因为GDP计算的仅仅是在本地产生的收入，而GNP则包括本地人在外地产生的收入；二是为了激励先发地区把产业布局到毗邻地区，把科技园产业园布局到毗邻地区，有必要建立相关地区的税收分享制度；三是毗邻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吸引高端人才包括企业家和科技人才特别重要，为此需要相应的政策和基础性条件来保障，尤其是毗邻的先发地区要为后发地区提供更为充分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便利。

  其次，需要推进交通信息设施一体化。后发地区之所以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和信息化设施)上被边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发展中心，难以获得中心发展要素的辐射。为此，毗邻地区一体化要求现代交通信息设施一体化，以克服其获取发展要素和信息流动的瓶颈，首要的是缩短毗邻地区内中心与外围(包括区域内各个城市之间)的时间和信息距离。

  最后，需要克服毗邻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已经深度融入社会生产过程、个人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数字化平台及区块链具有全时域、跨空域、网络互联、渗透融合的特征，能突破行业和地区的界限，高效整合配置要素资源，实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融合和协同发展。以数字化平台和区块链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对突破无形的行政边界壁垒具有更强的穿透性。数字化平台和技术还可促进先发和后发地区居民享受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强优质基本公共服务在先发和后发地区的均衡性和可及性。通过同步的数字化教育平台实现优秀师资、优质课程的共享，提高地区间优质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水平。通过建立跨区域的医疗资源数字化共享机制，推动毗邻地区间医师专家异地远程坐诊、医疗检查信息互通互认。因此，毗邻的后发地区需要克服与先发地区的数字接入鸿沟、数字应用鸿沟和数字技能鸿沟，加快推进与先发地区在数字化领域的互联互通，这不仅有效赋能后发地区的现代化跨越，而且有力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总的说来，发展中大国的后发地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有针对性地建设发展极，集聚发展要素，并且与毗邻的先发地区率先推进经济一体化，可以有效实现现代化的跨越，并在此基础上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充分体现渐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特征。

  [1]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2-04-11(001).

  [3]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论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244.

  [4]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01).

  [6]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7]方创琳等.“胡焕庸线”东西部城乡发展不平衡趋势及沿博台线微突破策略[J].地理学报，2023(2):443-455.

  [9]洪银兴.苏南与上海：竞争、依赖和一体化趋势[J].南京社会科学，1995(7):15-19.

  ③数据来源于2023年徐州市、菏泽市、宿州市、商丘市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统计公报。

  ④数据来源于2023年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统计公报。